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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案例

通告:传染病将纳入工伤认定范畴

2020-03-23277

    不少人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确立了工伤认定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原则。而“人社部函[2020]11号文”,一方面突破了传统的伤病界限,对“伤害”作扩大解释;另一方面又对工伤认定标准做了缩小解释(仅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和救治工作中),从而造成适用范围过窄的窘境。那么人社部函[2020]11号文究竟是何性质?对疫情期间的工伤认定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工伤认定

将感染传染病纳入“伤害”范畴已有先例,早在2003年非典期间,“劳社部发电[2003]2号文”就有过类似规定,“在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预防和救治工作中,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或因感染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死亡的,可视同工伤,比照工伤保险的有关规定享受有关待遇。”人社部函[2020]11号文可以算是对劳社部发电[2003]2号文的重复。此外,《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条第四项“由用人单位指派前往依法宣布为疫区的地方工作而感染疫病的”也将传染病纳入了工伤认定范畴。

在实际案例中,不少地区也将传染病默认在“伤害”范畴中。在“张某与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纠纷案(2015芙行初字第332号)”中,张某在前往非洲出差期间感染疟疾,法院在认定其系工作原因感染的情况下,适用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并沿用劳社部发电[2003]2号文的精神,认为张某所感染的疟疾与血吸虫病、非典型肺炎同属于乙类传染病,应当认定为工伤。在“广州某公司与钟某、李某、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工伤认定纠纷案(2017粤71行终1137号)”中,法院认为李某接受船舶公司的派遣前往莫桑比克工作,其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感染了当地所流行的恶性××最终导致其死亡,李某的死亡是由于其工作场所特定的劳动环境所造成的,与其特定的工作环境具有必然的联系,应视为系工作原因受到伤害。


从上述案例可以发现,法院并未执着于将“疟疾等传染性疾病是否属于伤害”这一问题作为案件的争议焦点,而是将判断“因果关系”放在首位。这一点,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传染病防治人员安全防护的意见》(国办发〔2015〕1号)第七条中也有所明确“将诊断标准明确、因果关系明晰的职业行为导致的传染病,纳入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工伤认定的核心就在于对“工作原因”因果关系的认定。《工伤保险条例》通过法条列举和建立职业病目录的方式,为工伤认定的因果关系判断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审判途径。未将一般传染疾病列入工伤范畴,主要考虑到此类疾病的引起往往有多重原因,导致工伤认定机构难以判断其因果关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是如此,其潜伏期长:感染该类病毒并无明显的反应,其潜伏期更是长达14日甚至更久;传染性高:劳动者每日上下班接触人群复杂,传染几率极高。这样情况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都无法承担举证责任,工伤认定机构也难以判断劳动者在什么情形下被感染。因此,人社部函[2020]11号文才通过列举方式,将特定条件下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认定为工伤,为工伤认定提供了法律依据,简化了认定程序。工伤认定部门在适用人社部函[2020]11号文相关规定时,应当谨慎判断,不能任意作出扩大解释。

对于感染新冠肺炎却不符合人社部函[2020]11号文中的工伤认定标准的劳动者,如何判断“因果关系”是绕不开的问题。

在“石军与上海市黄浦区人社局、上海市人社局工伤认定纠纷案(2017沪02行终457号)”中,针对双方争议焦点:石军是否因工作原因而受到事故伤害,即“因果关系判断”问题,黄浦人保局提供了瑞金医院、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专业机构调查笔录,并在受理申请后进行了走访、调查和询问,并听取了行政相对人和专业机构的意见。同样的在前述几例案件中,法院对于工伤认定中因果关系判断也都离不开疾控中心或者医疗机构的权威性意见,同时进行走访调查,最终才作出工伤认定结论。

工伤认定

《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宗旨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劳动者感染传染性疾病在认定工伤时不应当囿于对“伤害”的机械解读,应当将重点放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中来,在确立了因果关系的前提下,应当从《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出发,尽可能保护劳动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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